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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抗震性能成为房屋的第一价值
2008-5-29 12:23:00
同济大学建筑系古园林、建筑史老专家路秉杰先生呼吁,有关专业机构灾后应尽可能对房屋破坏程度进行准确科学记录。房屋抗震并不仅仅是结构上的问题,如何使房屋建筑少倒、慢倒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只有记录震后房屋真实情况,供专业研究,才真正不辜负万千人付出的生命代价。(《东方早报》5月25日报道)

    与路教授的呼吁似乎不谋而合,温总理日前也指出:我们将收集这次地震中倒塌的重要公共建筑,包括学校、医院、机关等的建筑资料,从这次地震灾害中总结经验,为日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虽然路教授是从建筑专家、行业视角发出呼吁,温总理是从国家高度、公共管理的视角做出安排,但是他们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地震,应该为我们留下一些珍贵的研究对象,这是继生命救援、生活救助、社会秩序等重要问题之后,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大事。

    仔细想来,对震后房屋进行认真的评价、研究,意义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查清本次地震倒塌或未倒塌房屋的规律性成因,可为此后的规划原则、建筑抗震标准、建材产业优化、施工管理法规的制定或修订提供依据。地震对房屋的破坏,既有因历史条件不同而对抗震要求有所不同,也有技术原因和社会原因的综合作用——地震中倒塌或没有倒塌的房屋,其设计结构、建材材质、施工监理、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对房子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地震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催残,这确实令人伤痛。但是地震也对建筑物做出了难得的“破坏性试验”。抓住这样的机会,从中找出灾难的“痛点规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其二,有利于形成“抗震级别是房屋第一价值”社会共识,促使业主、银行、保险、建筑商、开发商、设计者在法规的准绳下,形成互相制约的链环,把房屋抗震标准的认同,共同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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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希望,通过上述路教授的呼吁,温总理的批示,我们的专业机构此后能对房屋的抗震性能有一套科学客观的评价与把关;我们的房子因为抗震级别高而备受推崇,卖出大价钱;我们的开发、设计、建筑、监理者,能够凭借震后房子不倒成为最生动的品牌广告,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如此这般,经济步入良性循环,地震时灾民也不会这么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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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先跑是一种极端私化的生命意识
2008-5-29 12:22:00

“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近日,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天涯论坛掀起轩然大波,有不少网友发帖认为,地震了老师先跑了是一种本能,无可厚非,但范美忠还要“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实在不明智。(5月25日《新快报》)

 

自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十几天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被太多无私者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人性之美所感动。有怀有身孕的年轻白衣天使在灾区救人时累得流产,破了想早日做妈妈的梦想;有年轻女教师救出10几个孩子后自己殒命废墟;有为了不堵住同学成功逃生的路径,学生娃自己忍痛断腕;有8岁小男孩成功逃出校舍后,又勇敢地返身冲回幼儿园,救出两个小妹妹;有16岁男孩每天往返步行80公里,为的是要找回他失踪的父亲……

 

这些危难之间的无私而崇高之美,在巴蜀大地上,放出一阵阵夺目的光芒。我纳闷:这些感人肺腑的人性之光,何以未能有效洗礼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范美忠的灵魂?从范美忠的“表白”中看出,他心中还残存一丝对女儿的父爱,但这份父爱依然那么个体化和自私化,也很矫情。不用说,他这种“只救儿不救母”的说法,只是“自己先跑”的又一托辞罢了!因为,置生母危难于不顾的人,还配作母亲之子和女儿之父吗?还配作讲台下数十名孩子的教师吗?肉体生命可以因为自私而保全下来,灵魂之根便在这种人性沦丧中轰然断裂。

   

作为一个自然动物的人,范美忠这番“自跑直白”的做法,或许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可谓是说了一句生命族群中最为本能的真话。但他却只是表达了人作为自然动能的一种本能属性,未能表达出人作为高级动物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情操的一面。人之所以为人,毕竟有其超越一般动物本能的精神支点,这个支点撑起的是人性之美的大旗,它在地球上显得那么美丽而高蹈。所以,范美忠的这番直白所表明的只是:我的生命中只有本能逃生,我的生命不需要人类牵手互助。

 

另外,勿需细想的是,范美忠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如此自鸣得意的“自逃表白”与其身份是不相称的。教师是地球上伟大的称呼,需要为人师表,需要身正为范,需要言传身教。教师如果丢下下面上课的学生于不顾,自己先跑,这和打仗时指挥官先丢下战士不管临阵脱逃是没啥区别的。因为那群未成年孩子,在慌乱中需要老师的镇定和指挥,需要老师的合理有效地疏导。所幸的是,在这次大地震中,占绝大多数的人民老师,未能如范美忠所说的那样夺路“私奔”,而是临危不乱地成为了孩子们成功逃生的主心骨。  翻译 北京翻译 上海翻译 深圳翻译 广州翻译 英语翻译 日语翻译 韩语翻译 德语翻译 法语翻译 俄语翻译

 

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我所敬畏的是天下的星座和心中的道德”。显然,范美忠心中没有康德所歌颂这把道德标尺。中国知名大学北大毕业的范美忠,不管在校和毕业工作后,人们都没有否定他的“才”。但在我看来,他的“才”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危险品。这种极端自私化的生命意识的传播,不仅不会让他的生命得到公众的尊重,反而会让更多生命为其感到羞愧和不安。

xytyu | 阅读全文 | 回复 | 引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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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建立地震灾难纪念馆
2008-5-29 12:21:00
 

许多人希望以建立地震灾害纪念馆的形式,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一切信息尽可能地保存起来。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座以人类灾难和人类抗击灾难为主题的纪念馆,或者干脆就没有,但中国建立一个这样的纪念馆,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让这一次灾难,能够成为一个自然和社会、文化的信息反应堆,不断释放出对今后的地震科学研究预防、抗震救援、灾难中的社会心理认识、再后重建的策划设计等等提供无可替代的帮助与参考。

其实,意义和价值远不止于此。

近年来,许多人开始发现,以实物陈列展示为主要形式的传统纪念馆、博物馆,在当今时代和今后的时代,正面临着许多形式上的巨大调整。实物当然是永远重要的,在人类的科技水平低下、信息保存技术和手段相对欠缺的时代,实物的作用尤其巨大和不可替代。但是,在当今科技文化时代,关于四川地震以后的一切信息,已经被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保存下来了,可以说,关于这个地震纪念馆,中国人手里掌握的信息是唐山地震后,国家和民间所掌握保留的信息所不能比拟的。实际上,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手段收集到的此次地震灾害的资料十分繁多庞大,对这些信息和资料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即使在实物为主体的纪念馆建成后,也未必能完成上面所说的这个工作。所以,可以说,所谓文本的纪念馆其实就在灾害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建立了。

那么,在地震灾区以保留某处地震再后原貌和建立现代化的地震科技馆相结合的地震纪念馆,就方便得多。建立地震纪念馆,既是从科研、社会、历史等等角度考虑,还有就是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它应该保留一份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和国际友人在此次地震后的种种义举的完整档案,让后来的中国人能够在观看纪念遗迹、翻阅这份完整档案的时候,感受到灾难造成的伤害那冰凉的数字背后炙热的人心。如此,地震纪念馆就有了涵养世人意志、打磨世人心理、点拨思想的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

中国人的历史从洪水泛滥和治水开始,数千年来,灾难就一直就贯穿着,天灾人祸,从不间断,这种历史的起点是否暗含着某种寓意,耐人寻味。今早读博主“越楚”的博文,说的是清代250年间的地震,8级以上的共有9次之多,黎民深受苦难,死伤无算,幸存者寥寥,其啼饥号寒之声,仿佛穿透数百年时空,使人阅之犹在耳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时间里,频繁遭受自然之劫难,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人的历史,也是灾难的历史,这混合着灾难、被灾难影响甚至主宰过的历史,是我们的先辈走过的历史,也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所诞生的土壤。我感觉这篇博文其实就是一篇文本的纪念室。前些年流行过一本书,研究自然灾害与社会制度、政治形态的沿革,从此次抗震救灾的一系列事件中,仿佛能感受到书中所论证的一些强烈的意思和信号。

灾害频生的地区,会产生与灾害有着不可分割的显形或隐性的人文形式、文化风格,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课题。研究身处灾害危险中的人的行为和思想,并让那些没有身临其境的人能够认识或感知到,使人对自身多一些了解和掌握。比如,人在面临死亡和灾害的时候,就一定是惊慌和悲痛的吗?或者在身处灾害和危局的什么阶段是什么样的心理和情绪表现,都需要研究分析。金圣叹临刑前,说:想到花生与豆腐干一起咀嚼,必有肴肉的香味。对人性有着深入体味和思考的汪曾祺先生对此评论说,人此时的精神状态并不一定全是害怕和惶恐的,很可能有的人就是金圣叹这样滑稽的,有一种类似甜蜜的滑稽感乃至兴奋感。人是神秘的生物,人对自身的了解是不多的,科研还是个婴儿。有了类似这样的信息经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指责有的人怎么会在地震刚刚发生就摆起麻将桌,也不能简单地运用道德的苛责敲打许多人和事。因为没那么简单。翻译 北京翻译 上海翻译 深圳翻译 广州翻译 英语翻译 日语翻译 韩语翻译 德语翻译 法语翻译 俄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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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记者频患“震后忧郁症”
2008-5-29 12:21:00
我心里睹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禾发自北京 “灾区太惨了,新闻与人的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哪儿都一样,你没去过,你不懂!”  
   “日本救援队的人会觉得救不出人而感到自己太无能而辞职,我同样也有这样的心理压力。”
   “在那边活着都觉得内疚。”
    这些都是一些亲历四川地震现场的境外媒体记者的感言。
    每天面对大量被挖掘出的遗体,耳边充斥着受灾者失去亲人的哭喊,背负“新闻现场”使命的境外媒体记者们心情日益沉重,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无疑都加剧了他们的心理问题。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有香港记者在回港后因不自控地感到哀伤,主动向当地“生命热线”求助,经评估后被诊断患上了早期忧郁症。

“每个画面都让我心痛”

    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的境外媒体记者在返回后,不约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
    俄新社记者谢平跟随俄罗斯救援队在四川地震现场采访,虽然返回北京已经四天,但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自己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比这再恐惧的时刻!我没法用语言描述,我说不好!”
    美国摄影师艾伦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是战地记者,曾经深入伊拉克战场,面对死亡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现在心情并未平复,“我的相机掠过一处处残垣断瓦,镜头记录的每个画面都让我心痛。”
    香港无线台记者吴子敏在完成采访工作后,回酒店休息时,梦中不断闪过日间所见的片段,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刚从灾区回港的记者何永康,在休息时撞到桌椅,第一时间竟然误以为是发生地震了。
    半岛电视台记者那西尔是在5月13日第一批赶去都江堰参加现场报道的记者,回忆当时的场景,他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现在仍然感觉很难过,就呆在家里,也不想出去:“虽然去之前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到了映秀镇后,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到处都是冒着烟尘的瓦砾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一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看到很多遇难者被夹杂在瓦砾碎件的边缘上,像夹三明治一样,有的伸出了苍白发紫的手或折曲了的下肢……令人惨不忍睹,摄影师也不能专注拍摄,要深深呼一口气才能勉强继续。”
    这是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在返港后写下的亲历四川地震所感。吕秉权是第一批参与四川地震现场报道的香港记者,接到地震采访任务后,翌日清晨就深入到北川。
    “走在左右布满巨石的山路旁,听到呼天抢地的嚎啕大哭,伤者趴在死去的亲人旁边,泣诉如何目睹亲人被压死。听着我心中哀痛莫名,天又在下雨,雨水、泪水、泥水夹杂着血水在流淌,大地也在哭泣。”到达北川中学后,吕秉权听到有人喊救命,他亲眼目睹了一名被困女孩向他发出的求救。
    “叔叔,你能不能给我水?我快不行了。”
    “叔叔,你能不能替我翻翻身?”
    面对这样的请求,吕秉权痛苦难堪,他只能鼓励女孩要坚强。
    吕秉权这样总结自己在返回香港后心情低落乃至抑郁的原因:“地震采访期间,种种喊救命的声音、情景和熏天的尸臭味,令人心痛无比,一生都磨灭不了。灾民及伤者的每个伤痛眼神,至今我仍然深深记忆。”

“请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

    现在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不仅包括灾民,还包括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甚至还包括了亲历现场的境内外记者。由于创伤带来的情绪并无固定模式,个别境外媒体的记者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俄新社记者谢平在面对《国际先驱导报》电话采访时突然失语:“我心里睹得慌,生命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所以,请你不要再让我回忆现场、谈感受了!”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主持人陈晓楠在地震发生后,立刻奔赴灾区,转辗绵竹等地进行实地报道。“在采访中,我也曾从头哭到尾,但不是失声痛哭。”这位曾参与“9·11”等重大报道的女主播说:“有人问过我会不会得忧郁症,我说不会。救人的人要懂得自救。而且我不只是报道灰暗,而是从灰暗中发现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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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近期频发的境外记者疑似“震后抑郁症”的现象,中国心理学会抗震救灾小组副组长高文斌提醒道:“境外记者第一时间走进灾区最前线直击采访,见尽生离死别的悲惨场面,若发现自己情绪受困扰,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应找专业人士协助。”
    高文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梦中不时重现不快的片段,甚至令精神长期处于扩张状态,对家庭及工作生活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指出,“可保持做运动,及与亲友、同事讲述四川灾区经历,都有助克服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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